《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提出，要發揮技術市場的作用，米樂 M6米樂構建信息充分、交易活躍、秩序良好的知識產權交易體系。作為連接知識產權與市場交易的必經通道，知識產權合同在促進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及管理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近年來，隨著區域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升級，知識產權交易活動日趨活躍、多元、復雜，但當前合同主體的風險防范意識及參與競爭能力與高質量知識產權交易體系建設要求之間仍存在一定差距，由此引發的知識產權合同糾紛呈現多發態勢。上海市普陀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我院）對近年來審理的知識產權合同糾紛案件進行梳理歸納，分析基本情況及反映出的突出問題，總結相關審判工作經驗，并對知識產權合同糾紛的化解提出合理建議，希望為促進區域知識產權交易健康有序發展提供有益參考。
近五年來，我院共受理各類知識產權合同案件924件，占全部知識產權民事案件的9.4%。從收案趨勢來看，2015年到2017年案件數量增速平緩，波動不大。隨著區域產業結構調整與相關創新舉措的不斷深化，知識產權交易活動日趨活躍，民事主體依意識日益增強，相關合同糾紛案件不斷涌現，2018年至2019年收案增幅達59.1%（見圖一）。
從案件類型來看，特許經營合同糾紛571件，占61.8%；技術合同糾紛163件，占17.6%；著作權合同糾紛106件，占11.5%；商標權合同糾紛70件，占7.6%；其他糾紛14件，占1.5%（見圖二）。從結構變化趨勢分析，特許經營合同糾紛從2015年占46.9%增至2019年的76.9%，委托創作、合作創作等合同糾紛從占2.3%增至8.1%，反映出區域內餐飲服務及文化創意產業快速發展的同時，企業相關經營風險也逐漸暴露。同時，在加大知識產權侵權懲罰力度的司法政策影響下，商標權、著作權相關侵權糾紛對合同案件起到一定分流作用[2]，相關合同糾紛占比從22.98%降至6.8%（見圖三）。
隨著案件數量的增長及知識產權市場價值的提升，訴訟標的總額呈波動上升趨勢。其中，前三年案件結案標的總額為1.06億元，近兩年增至1.3億元（見圖四）。標的額500萬元以上案件18件， 1000萬元以上案件6件，單案最高標的額達5,000萬元，反映出知識產權交易數量增長的同時，交易體量也在不斷擴大。
從結案方式上看，判決結案189件，占22.5%；調解、撤訴結案628件，占74.7%。案件調撤率逐年增長，從2015年的48.2%上升到2019年的75.27％，上升了近27個百分點（見圖五）。同時，我院嚴格規范審判流程，21%的案件在三個月內審結，平均審理時間從2015年的127.1天降至2019年的92.5天，審理周期明顯縮短，訴訟效率穩步提升。
涉外案件數量快速上升，從前三年的2件增至近兩年的11件；主體范圍不斷擴大，涉及美國、英國、韓國、意大利、瑞士等國家；案件類型更加豐富，由技術開發、技術轉讓發展到商標許可、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等多個案件類型；涉外因素更加廣泛，從單純的主體涉外擴大至涉案相關權利來源涉外，反映出涉外商事主體在國內知識產權交易的廣度不斷拓展。
五年來，我院共受理涉影視傳媒、動漫游戲、表演藝術、廣告創意、服裝設計等主要文化創意領域合同案件238件，占25.8%，涉及東方慧谷、中國夢谷等一批具有較大影響力和輻射力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其中，涉舞臺劇演出、影視劇本創作、三維動畫設計、服裝影像設計、形象宣傳片制作等委托創作糾紛36件，涉自媒體平臺廣告設計、知名動漫形象許可等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糾紛27件，體現出文創領域知識產權交易廣度與深度雙維拓展。同時，以游戲直播、網站建設、虛擬現實產品設計等與“互聯網+”產業相關案件不斷涌現，如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糾紛、技術服務合同糾紛案件中涉及網絡游戲直播版權費計算、H5應用設計、VR項目成果交付等爭議，反映了知識產權交易活動在文化創意市場的全面參與，與新型產業發生了深度融合。
隨著知識產權交易類型、方式不斷豐富，糾紛所涉事實和法律關系也呈現復雜、交叉的特點，造成混合案由多發，主要表現在：一是知識產權案由與一般民商事案由交織，如在一起代理申報高新企業項目案件中，雙方簽訂了著作權登記、專利申請、高新技術成果轉化咨詢、財務審計代理等一攬子合同，該起糾紛包含知識產權及民商事多個案由。還有案件中，合同標的帶有知識產權元素，但實質爭議又屬一般民商事糾紛，如商標轉讓合同中，當事人約定以股權作為商標對價，后因未履行股權變更手續而引發糾紛；在有的案件中，當事人約定經營模式名為“授權加盟”，實為“銷售代理”。二是知識產權并列案由交織，如技術合同中包含成果開發和技術轉讓等多個交易行為，許可使用合同中商標和著作權同步轉移，產生并列案由。三是跨級別管轄案由混合，在技術開發合同中，根據爭議內容是否涉及標的物技術問題，產生了不同級別法院管轄范圍的問題。由于案由類別認定不明，導致當事人就管轄權提起異議增多。同時，不同案由之間事實認定及舉證方式上均存在較大差異，造成當事人訴訟策略選擇上面臨一定困境。
由于部分行業經營資源不充足、交易模式不成熟，一旦經營風險暴露，就會產生集中維權現象。在特許經營合同糾紛案件中，由于部分特許人盲目擴張導致資金鏈斷裂，引發被特許人集中起訴要求解除合同、退還款項等。如某快遞品牌商宣告暫停運營后，我院同時受理相關糾紛48件。在技術服務合同糾紛案件中，某網絡技術公司通過夸大產品在流量獲取及廣告分成方面的盈利效果，積累了大量客戶，后因效果不及預期，引發32名委托人集體起訴；在商標許可使用合同糾紛中，某服裝品牌采用“授權+捆綁銷售”結算方式進行商標許可使用，后因許可產品盈利空間縮減，部分被許可人拖欠許可費用，該品牌公司提起訴訟達73件。上述情況反映出在產業結構調整期內，部分主體在知識產權交易中存在盲目性，部分行業市場信用體系及配套監管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
不同于其他的民事合同案件，知識產權合同案件涉及諸多專業知識。如藥物類技術轉讓合同中，涉及制藥原始圖譜及電子數據與藥品開發關聯性專業判斷，游戲類委托創作合同糾紛中，涉及模型制作、2D繪圖、3D渲染等工序是否滿足合同成果認定標準，這些因素對法官的技術類專業知識提出較高要求。此外，在劇本類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糾紛中，涉及主線創作、分集劇本等完成度判斷，還需要法官具備一定的行業背景知識，造成案件審理難度顯著上升。
在特許經營合同糾紛中，部分特許人違反誠實信用原則，在磋商階段隱瞞其不具備“兩店一年”經營條件、存在商標瑕疵等與經營資質相關的重要信息，或者“傍品牌”誘騙他人加盟。如在一起特許經營合同糾紛案中，特許人謊稱其加盟品牌“帕帕珍味”由某知名品牌“帕帕羅蒂”更名而來，誘使被特許人程某訂立合同，最終法院認定，該公司隱瞞作為許可方應披露的真實情況，構成欺詐，判決撤銷合同并賠償程某經濟損失。另外，在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糾紛中，因著作權自動產生、自愿登記的特性，權利瑕疵不易發現，權利沖突常有發生，如部分轉讓人未及時披露轉讓作品為委托作品、職務作品等特殊作品，合同主體不具備轉授權權利或者超出授權期限、地域等情形。在商標轉讓合同中，未披露商標存在在先許可權利或正處于無效宣告階段等情況，導致受讓人無法正常行使權利，進而引發糾紛。
由于目前對權利許可及轉讓并無強制備案要求，加之在數字時代下知識產權交易日益復雜，合同相對方很難了解其許可、轉讓情況。實踐中，部分權利人為獲取更多授權利益，違反誠實信用原則重復轉讓商標。如在一起案件中，商標轉讓人因拒不履行轉讓義務，被受讓人訴諸法院后，又立即將涉案商標轉讓至其關聯公司名下，法院認定，轉讓人在明知受讓人對涉案商標享有在先權利的情況下與關聯公司惡意串通，該轉讓行為無效。此外，部分案件中，因權利主體發生多次變更，商標許可時間跨度較長，地域范圍較廣，加之權利人對于自身授權體系管理不嚴，導致重復授權情況發生。還有部分權利人對授權范圍缺乏合理認知，未準確區分“一般許可”與“排他許可”、“獨占許可”之間的界限，出現了排他或獨占許可人再行許可等多頭授權行為，或者被許可人超出范圍轉授權，導致其他被許可人權利行使障礙，進而起訴主張解除其他許可合同。
知識產權作為一種無形資產，其交易標的價值受產品的市場情況及替代技術等因素影響明顯，具有較大的波動性，交易主體面臨業務流失、經營虧損等多重風險。如在特許經營合同中，投資門檻較低，部分被特許人對教育培訓等具有一定資質要求的特許行業未進行充分政策分析，對特許品牌價值、行業發展趨勢等缺乏合理評估，在考察不夠的情況下就草率簽訂合同，導致經營虧損。在著作權轉讓合同中，受讓人未全面分析市場前景，盲目高價投資熱門IP、網絡文學劇本等，后因行業政策調整或負面新聞影響，投資標的市場遇冷，進而紛紛主張撤銷或解除合同。
在涉外合同案件中，因不同國家權利保護規定存在差別，合同雙方對于涉外因素帶來的法律、政策差異問題未予充分關注而引發糾紛。如在電影著作權主體認定上，有的國家允許影片投資方、發行方等成立聯合體享有著作權，由其中一方獨立署名，統一對外行使權利，在電影權屬、合同相對方授權鏈完整性審查方面，就會存在理解差異。同時，在著作權人的權項范圍也存在一定差別，在衍生品開發中也可能因產品種類和范圍問題產生糾紛。此外，在技術轉讓合同中，不同國家在專利、核心技術上有著技術壁壘，交易方對技術所在國關于高新技術轉讓法律及政策規定未做盡職調查，存在違法強制性法律規定的合同風險。
近三成的合同案件中，雙方爭議聚焦于合同成果交付問題，主要原因在于雙方對合同成果內容及標準約定不明，甚至完全沒有約定。如在技術開發合同中，雙方僅約定“技術完整有效”、“確保能使用技術進行生產”等框架性標準，對于具體技術標準通常是“走一步，看一步”，后因細節性功能是否達標而引發糾紛。在委托創作合同中，對于劇本、宣傳片等標的未明確作品最終呈現效果，有的合同中僅以“經委托人認可”這一極其主觀的標準代替客觀評價，具有較大不確定性，存在合同相對方任意解釋的風險，為日后糾紛埋下了伏筆。
合同訂立時，雙方通常在合同文本中為履行要求的調整預留一定的靈活空間。例如，在影視劇本創作過程中，雙方多用郵箱、微信聊天等形式溝通劇本修改內容、交付時間及報酬問題，未通過書面方式及時固定變更過程及結果，但電子證據生成、傳輸、調取都依賴于一定技術條件，且容易遭到損毀、刪改，經辦人又不能到庭解釋和接受質證，致使法院查明相關事實難度進一步增大。在特許經營合同糾紛中，特許人開展實地指導經營時，未留存相關書面或電子證據，一旦發生糾紛后，被特許人以此主張違約責任，造成對方面臨舉證難題。
由于知識產權系無形資產，合同結算方式大多與標的市場運營效果相關，如一起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糾紛中，雙方約定游戲直播根據“視頻內容價值”結算，由于每款直播視頻無法精準定價，因此雙方在結算基數上產生爭議。又如在委托創作合同糾紛中，對于階段性報酬與已完成工作量之間是否存在對應關系的約定不明，后因委托方資金鏈斷裂，要求解除合同，但對于已完成工作量價值評估就成為審理中的難題。而在商標許可使用合同中，存在供貨退貨、付款結算、庫存清點等共性問題，如某商標許可合同系列案件中，約定“到貨支付”、“分期支付”、“共管賬戶抵扣”、“返點獎勵”等多種結算方式，后又因合同期內許可方進行倉儲物流系統升級，導致憑證前后不一，當事人舉證繁雜、證據核對難度較大。
（一）靈活借力外部智力資源，完善技術查明方法一是充分利用高院司法及技術資源，“點對點”破解技術難題。在一起技術轉讓合同糾紛中，合議庭委托高院“智庫”的技術專家，對原始數據、電子圖譜在藥品研發過程中的作用提出審查意見，有效協助法庭認定違約責任。二是選定專家陪審員組成合議庭，輔助法官審查技術爭議。在一起技術服務合同糾紛案中，合議庭邀請市計算機協會會員擔任陪審員，在審理中充分發揮其專業優勢，向當事人釋明技術事實舉證責任，幫助合議庭合理分配舉證責任。三是探索律師和技術人員“雙委托”應訴模式，提高技術事實查明效率。建議當事人在復雜案件中采用“雙委托”應訴模式，由技術人員直接參與庭審，闡明技術要點和特征，有力提升審理質量和效率。
樹立充分保護知產權利價值的司法理念，在裁量中主動對標知識產權要素的市場價值。我院主動走訪互聯網、游戲影視行業協會等專業部門，了解不同業態核心知產要素的市場價值，以提升法官裁量標準的科學性和統一性。此外，注重司法保護的全面性，處理違約方下調違約金的要求時，在遵循“填平原則”的基礎上，重點關注守約方喪失市場先機、錯過特殊商業節點等情形，嚴格掌握下調違約金的尺度，以體現尊重知識產權市場價值的裁判導向。
針對部分案件需要當庭演示、現場勘驗、遠程開庭的情況，我院運用法庭多媒體設備、勘驗室、上海移動微法院APP等智能輔助系統，通過電腦投屏方式展示動態證據，借助截屏、錄像等手段，對勘驗過程全程留痕，努力實現庭審活動可視化。如在一起技術服務合同糾紛案件中，法庭采用遠程勘驗方式，逐項演示前臺信息點擊與后臺數據變化的對應關系，并通過技術手段錄制相應視頻文件，以準確認定技術成果交付情況。此外，對于當事人確有不便不能參與線下開庭的案件，通過上海移動微法院APP組織在線開庭和調解，為當事人提供訴訟便利。
針對特許經營合同、商標許可合同等訴訟主體集中化維權的特點，我院利用庭前會議、書狀先行等方式梳理案件爭點，探索類案要素式舉證引導的方式。如涉及“北極絨”的系列商標許可合同糾紛中，對于多種許可費結算方式，我院引導當事人按照爭議要素逐項舉證，并組織對賬，在庭前完成交換和確認，案件的平均審理天數較前期縮短一半。此外，特許經營合同糾紛中雙方觀望心態較為明顯，我院采取訴前集中調解、合并簡化庭審程序、典型案例先行判決等舉措，為當事人提供明確、穩定、可預期的案件處理方向，促進矛盾妥善化解。如涉格林豪泰酒店的特許經營合同糾紛，因當事人之間合作期限較長，被特許方幾經易手，涉案主體關系鏈復雜。經耐心細致的情理法疏導，被特許方從前期消極應訴至配合協商，案件調撤率達76.9%，特許方得以盤活資源、排除再行授權障礙，部分案件雙方還重新簽訂合同、繼續合作，實現雙贏，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我院積極開展第一、二屆進博會前期對接、駐會法律咨詢等工作，就如何更好地理解、應對相關合同中關于知識產權權利聲明、責任豁免等條款，向相關部門提出可行性建議。高度重視審判工作中發現的企業訂立合同方面突出問題，有針對性地提出司法建議，助推企業發展和創新。密切關注新業態知識產權糾紛新方向，并加強研判，如召開涉音頻分享平臺作品歸屬及傳播法律問題研討會，就音頻網站與內容提供方合同授權項約定不明、泛化解讀授權范圍等問題，邀請專家學者參與探討，引導業內企業及時糾正對著作權法律規定的理解偏差。主動前往轄區內M50、天地軟件園等文創、高新技術產業園區舉辦宣講會、座談會，發送案例匯編手冊，就企業關注的技術轉讓、產品合作孵化、保密條款等合同要點提供參考建議。此外，我院還加大實務調研工作力度，參與完成上海高院《涉進口博覽會案件相關法律問題的實證研究》重點課題；開展知識產權合同案件專項調研，形成《涉互聯網技術服務合同案件審判探析》調研成果，獲評上海高院優秀報批課題，為審判提供理論指導。
在簽訂合同前，合同主體應對交易對象及交易標的背景資料進行充分的基礎調查，借助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中國裁判文書網、國家商標局網等權威信息檢索系統，查詢交易對象的企業信用情況、訴訟情況等信息，深入了解交易對象的經營范圍、資質、行政許可審批、訴訟糾紛等資信情況，對經營能力較差、存在不良征信記錄的企業予以特別關注。同時，可以聘請第三方機構對相關知識產權的權利歸屬、效力狀態、權利邊界、權利價值以及可能出現的技術壁壘和訴訟風險等問題進行盡職調查。對于境外知識產權交易，還應了解法律政策差異，識別潛在的知識產權風險，為投資者提供有力法律支持。
在簽訂合同時，雙方應明確約定交易內容、授權范圍、交付標準等關鍵要素，如授權內容是對整個作品還是某個元素，授權性質是獨家授權抑或非獨家授權，對于版權類合同，還應明確授權開發的衍生品種類及使用地區。除此之外，還應細化成果需求，明確技術成果標準、參數及其質量的判斷方式，對于劇本或視頻等主觀性較強的作品成果，應注明字數、章節、幀數、時間等驗收標準，也可預先確定，由中立第三方進行評判，防止因主觀標準模糊而產生成果質量認識偏差。此外，對需要反復溝通、磋商或提交階段性成果的合同，雙方應對合同的履行進展、后續磋商、變更情況、交付載體、支付價款、驗收方式等情況進行全流程、可視化動態跟蹤管理，對于合同履行中時間節點、技術要求及報酬等重要內容的變更做好證據固定工作，防止在訴訟時因無法提供相關證據產生不利的法律后果。
市場監管部門應積極回應知識產權市場主體需求，緊密結合行業發展特點，實現“精準灌溉”服務。一是完善服務清單，編制知識產權交易指南，并重點提示交易風險點，制定合同示范文本、維權流程等操作指引，提升抗風險能力。二是針對糾紛多發的文化創意園區，可以設立知識產權專項服務站，配備專業化隊伍入駐園區，為企業提供知識產權交易咨詢、風險評估等服務，提升市場主體管理、運用、保護水平。三是加強與司法機關的交流互動，構建信息溝通交流平臺，共享辦案資源，重點圍繞特許經營、商標許可、委托創作等糾紛高發領域，通過普法宣傳、典型案例等形式發布風險預警，引導市場主體審慎選擇投資方向，實現法院裁判結果與知識產權監管政策導向的有機銜接。
充分發揮知識產權行業協會解紛功能，針對業內發生率高、專業性強的特許經營及技術合同糾紛，相關行業協會應充分發揮其“資源多、業務熟”等優勢，最大限度的促進矛盾就地化解，通過行業協會自主調解，實現區域性訴源治理。同時，進一步加強法院與知識產權職能部門之間的合作，邀請市科協、知識產權鑒定中心等機構派駐調解員、專家至法院定點開展委托調解，為交易主體提供專業、高效、便捷的維權渠道，加快形成從行業協會自主調解到委托調解，再到法院訴訟的多維度、多層次糾紛化解路徑。
——《上海市普陀區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合同糾紛案件審判白皮書（2015-2019年）》節選
根據《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調整本市法院知識產權民事案件管轄的規定》，普陀區人民法院管轄普陀區、靜安區、嘉定區、青浦區轄區內著作權、商標、不正當競爭、技術合同等第一審知識產權案件（法律和司法解釋規定應由知識產權法院管轄的除外）。本白皮書所稱的知識產權合同案件包括著作權合同糾紛、商標權合同糾紛、技術合同糾紛、特許經營合同糾紛、企業名稱（商號）合同糾紛、網絡域名合同糾紛及其他知識產權合同糾紛。↑
在部分著作權及商標權合同糾紛案件中，涉及違約行為與侵權行為的競合，當事人可以選擇按侵權糾紛或合同糾紛起訴。↑